影片聚焦典型的中国家庭面貌和父子关系,通过讲述几组家庭为孩子“幼升小”用尽浑身解数的故事,道出普通人“卷不动又躺不平”的真实现状,从而探讨现代社会的亲情关系,传递治愈正能量。
这部剧最大的看点,就是能乐和摔角这两种看似毫无关联的艺术,如何在剧中产生奇妙的火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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咽不下这口气的帕特里克一把火点着了科尔姆的房子,然后故事就这样结束了。
此外,张军波为了表演常年与家人分隔两地,妻子和三个孩子都留在老家,有时一个月才能回去一次。
笔者认为,《余生那些年》当中的爱情线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,但亲情线却细腻真挚,让人几度潸然泪下。这场疾病阴云下的情感救赎,显然在家庭当中完成得更为出色。当患者面对疾病时往往成为一个不具备自主选择性的个体,人文学者米歇尔·福柯就提出了“病人的主体性在整个诊疗过程中是被抽离的”观点。显然,在家人的鼓舞和包容下,茉莉选择诊疗并试图康复,希望恢复主体性的身份。与其说是和人的爱给予了她活下去的勇气,不如说家人的爱才是她与病魔抗争的主要动力源。电影当中,茉莉选择表露真实心声的时刻几乎都是在家庭当中,愤怒和伤心也流露在与家人相处的时分。这样发生于家庭当中的疾病叙事,更好地帮助观众将日常生活中关于家庭的情感经验投射于影片中。沉默寡言的父亲、温柔善良的母亲、体贴稳重的姐姐构成茉莉家庭的全部,这对于观众来说无疑是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进行代入式的共情,从而完成了从道德他律到情感自律的转化。这也是这部影片为数不多的出彩桥段。